  Michael Wolf拍香港大樓的照片很有名，但其實他也拍攝香港的後巷，他曾經哀嘆這種景觀慢慢消失。看到這段資料的時候我想起另一段文字。 Allen Thomas這樣說： 「這個世紀（20世紀）最常見的紀實攝影就是拍出一排後巷的居民，通常是婦女、小孩，或是隱身在其後的男子⋯⋯這些照片總是值得一看的，因為他們看來如此坦率，直直地面對相機，就像那些被異國的原住民第一次被遠征隊拍下一樣。」 搞藝術攝影的對這種取向一般而言都比較警惕， 不論是後巷的居民或是Steve McCurry的阿富汗少女，他們都成為一種他者的符號，用來相對於一種文明的、蒼白的、中產的自我認定。 我倒不是要批評這種刻板印象，因為這種批評很多了。 事實上台灣早期也有很多攝影家拍攝蘭嶼，他們確實是帶著一種反省的意識。同時也不是所有拍攝原住民的照片都會呈現一種刻板的天真形象。我想起張才拍攝原住民就看起來十分的冷峻威嚴，關曉榮拍的原住民則呈現整個生存環境，而非把他們描述成一種世外的高貴野蠻人。 其實細究之下「奇怪」有很多種，有些生活方式的奇怪（後巷），有些是肢體外貌的奇怪（Diane Arbus） 但不管是哪種奇怪，我們都為此著迷，其後有一個原因，那就是這個世界已經越來越相似了（共相化），每一座城市幾乎都是直方條的現代大樓，有學者就猜測現代這些區域性的藝術節，其實是因為無法從建築上標舉城市特色，所以從文化活動上著手的結果。 某種程度上，這反映了當代藝術（攝影）跟非當代攝影的區別，前者要求藝術家表態，要有一個中心思想，即使不需要如學術研究那樣嚴密，因為當代藝術是一種關係到價值的智力遊戲。但是後者相信有一種美獨立在各種價值系統的差異之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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