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chael Wolf拍香港大樓的照片很有名,但其實他也拍攝香港的後巷,他曾經哀嘆這種景觀慢慢消失。看到這段資料的時候我想起另一段文字。 Allen Thomas這樣說: 「這個世紀(20世紀)最常見的紀實攝影就是拍出一排後巷的居民,通常是婦女、小孩,或是隱身在其後的男子⋯⋯這些照片總是值得一看的,因為他們看來如此坦率,直直地面對相機,就像那些被異國的原住民第一次被遠征隊拍下一樣。」 搞藝術攝影的對這種取向一般而言都比較警惕, 不論是後巷的居民或是Steve McCurry的阿富汗少女,他們都成為一種他者的符號,用來相對於一種文明的、蒼白的、中產的自我認定。 我倒不是要批評這種刻板印象,因為這種批評很多了。 事實上台灣早期也有很多攝影家拍攝蘭嶼,他們確實是帶著一種反省的意識。同時也不是所有拍攝原住民的照片都會呈現一種刻板的天真形象。我想起張才拍攝原住民就看起來十分的冷峻威嚴,關曉榮拍的原住民則呈現整個生存環境,而非把他們描述成一種世外的高貴野蠻人。 其實細究之下「奇怪」有很多種,有些生活方式的奇怪(後巷),有些是肢體外貌的奇怪(Diane Arbus) 但不管是哪種奇怪,我們都為此著迷,其後有一個原因,那就是這個世界已經越來越相似了(共相化),每一座城市幾乎都是直方條的現代大樓,有學者就猜測現代這些區域性的藝術節,其實是因為無法從建築上標舉城市特色,所以從文化活動上著手的結果。 某種程度上,這反映了當代藝術(攝影)跟非當代攝影的區別,前者要求藝術家表態,要有一個中心思想,即使不需要如學術研究那樣嚴密,因為當代藝術是一種關係到價值的智力遊戲。但是後者相信有一種美獨立在各種價值系統的差異之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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