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搭乘捷運時,是否發現身邊的燈箱廣告有些不同?
這回,我們與台北捷運公司和Wacom Taiwan合作,號召創作者為台北捷運公司燈箱繪製防疫知識,在疫情之中為台北捷運的過道塑造新的過道風景,讓極度重要的防疫知識,透過有趣又深具意義設計傳遞。 「捷客疫起來畫畫Create4ABetterWorld」首發我們邀請宋政傑、賴祖寧、顏伯駿、水晶孔、何庭安、土豆、wataboku等9位設計創作者一同以燈箱為畫布,創造了十幅精彩影像。 文 / Rae
「在電影裡,動態影像是一場幻覺。」 今天不推薦電影,而是分享一個名為「時間之外——定格鏡頭的藝術」(Out of Time: The Movie Freeze Frame)的短片。 「電影中的定格鏡頭」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,它與「攝影與電影」有很大的關聯。這個短片從電影的角度,例舉多部經典影片以及流行商業片逐一分析。 當我們習慣於看電影時,突然之間連貫的運動敘事停滯了,這會對敘事造成什麼樣的影響?又為攝影的論述帶來什麼啓發? 文 / Rae
每次讀攝影史/藝術史的書目,總是難免像背英文單詞一般,一直停留在A開頭的單詞,我也總會因為前面部分的枯燥無味,中途放棄。 從此我保留了一個習慣。每次相關的閱讀,我都會從當代開始,將歷史「倒著讀」。這是因為,我們對當代作品,以及它們討論的問題和相關語境無疑是更加熟悉的。同時,我們的座標在當代,從自己的時間坐標慢慢往前回看歷史,會比順序地閱讀藝術史更加清晰自己的定位。 在幾年前拍攝北京的《Flat Noodle Soup Talk》系列時,Pieter Hugo為我們呈現了不一樣的現代中國,一個融合了歷史與現代,一個展現著從集體到個體的社會精神轉變中的中國。
Erwin Olaf在他去年迎來人生60歲的時候,同時迎來了其人生的巔峰之年。在其祖國荷蘭,海牙市立博物館和海牙攝影博物館,對其40年的創作生涯進行了重要的回顧性展出。繼起而之的,是位於阿姆斯特丹的荷蘭國立博物館,該館也為其舉辦了個展。不止如此,遠在亞洲的上海攝影藝術中心(SCoP),也正在去年為其舉辦了名為《平行:埃文·奧拉夫》的個展。
2012年的德國的《柏林》,2017年的中國的《上海》,以及2018年拍攝於美國科羅拉多沙漠旁的綠洲城市《棕櫚泉》,是Erwin Olaf在個人創作上第一次走出位於阿姆斯特丹的個人的工作室,而前往所拍攝城市實地搭建場景拍攝的開始。 說到外國藝術家對中國的觀看,布列松、馬克·呂布、薩爾加多等攝影師們,都框取了他們的當時所見。而真正因觀看中國引發國際關注和議題的,大概是義大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了。 1972年他在中國的22天行程中,拍攝了紀錄片《中國》。然而,因為一個到今天來看都很無力的原因,這部紀錄片直到拍完的32年之後,才於2004年底,因為意大利駐華使館與北京電影學院聯合舉辦安東尼奧尼影展,《中國》才正式在中國公映。 安東尼奧尼曾說:「其實,《中國》是關於中國人的影片。」從這部紀錄片中,我們的確可以看到他一直試圖跳脫政治框架和龐大敘事,想要抓取他在1972年所看到的一個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。 當然,中國在改革開放擁抱世界之後,陸續有很多藝術家前往中國,進行他們各自的藝術項目。無論是Edward Burtynsky在2005年完成的《中國》,他曾以廣闊的幅度、整體的視角和高度濃縮的細節,系統性地對中國崛起為世界工業製造業巨頭的抽象概念,進行了具象的視覺呈現;還是之後的攝影師Nadav Kander沿著長江所拍下的《Yangtze, The Long River》系列等。一個快速發展變化中的中國,吸引了他們前來,而他們的中國議題,也為他們的作品帶去了關注和名聲。 當然,因為文化、學養、環境等的不一樣,各藝術家都只能在廣闊的中國,取走自己的那一瓢。而每隔一段時間,隨著中國自身的發展變化,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化,藝術家們看待中國的立場和眼光和立場又會發生變化。近年來,攝影界的一些有份量的藝術家,也都陸續來中國進行了拍攝,比如: Jack Davison、Erwin Olaf、Pieter Hugo…… 有一些歐洲的攝影師,他們離開自己的國家,到美國所進行的創作,不僅成了其個人創作甚至人生的轉折,更成為推動攝影史改變的重要動能。
比如,在1950年代奔走於美國拍下《美國人》的瑞士人Robert Frank,幾乎以其一己之力,用其主觀紀實改變了攝影的方向。 而英國人Paul Graham,在其1990年代末期移居美國後,花了多年的時間奔走在美國大地上,創作了其不斷挑戰攝影媒介,並以視覺來不斷轉化對社會深思熟慮體驗的「美國三部曲」:以高強度的反差展示了美國社會裂痕的《American Night》;以12個不同人物的瞬間的流動展示了強烈的視覺俳句效果的《A shimmer of possibility》;以及呈現紐約街頭前後短暫瞬間的《The Present》。 Paul Graham不僅鞭策自己摒棄攝影界的陳詞濫調,而且他還摒棄自己的陳詞濫調,他總是不斷地從新的視角來挑戰攝影這一媒介。 紐約的PACE畫廊,今年為Paul Graham舉辦了其新作《The Seasons》的展覽。 本來是2月到4月的展覽,因為突如其來的疫情畫廊在3月中旬關閉,而畫廊何時再開門還不知道,但他們將這個展覽順延到了8月。 1990年的Rafael Heygster和1987年的Helena Lea Manhartsberger並非一個固定的藝術家二人組,但在疫情期間,這兩個相識於在漢諾威的新聞攝影學院的德國攝影師一起,合作了一個項目“ Corona狂想曲 ”:捕捉德國在疫情期間各部分的非正常生活狀態。
幾乎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遭受了疫情的影響,保持社交距離或足不出戶變成新的生活常態,原先的種種生活常態而變得處處設限。 夢境或災難電影中,只是四面八方而來的隨時更新的消息,一再向你確認:這種非正常的生活變成新的生活常態。 他們拍下了在封鎖期間社會上的各種不同訴求的團體的抗議活動。 前面提到了構成攝影最重要的部份 - 光線,當選擇了一個光線感覺符合想像的場景後,在按下快門之前,無論你是手動或是自動,勢必會經過一個動作 - 「曝光」。
一般情況下,手動曝光,也就是 m mode 拍攝的彈性較大,基本上相機可以達到的性能,都可以靠手動曝光來完成,但手動曝光由於習慣的時間較長,對許多人來說,成為了一個門檻,過去在底片時期,需要測光錶的輔助來完成測光,而 DSLR 時代,如果要提升拍攝速度,還是需要一些經驗的輔助,但因為可以即時看到畫面,已經方便許多。而無反時代,幾乎各家相機都使用 liveview 來即時反映曝光狀況,對入門的玩家來說,可以說是更加的直覺。 當然,自動曝光反應比起手動曝光快上了許多,但這裡又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- 「相機並不知道你要拍什麼」,所以你必須透過「測光模式」與「ev」值調整,來讓相機更理解你一些。 1987年底,王傑的首張大碟《一場遊戲一場夢》在樂壇投下震撼彈後,相隔才半年的時間,飛碟唱片趁勝追擊,於1988年7月11日推出王傑的第二張國語專輯《忘了你忘了我》,並榮獲當年度臺灣「十大暢銷唱片」冠軍。
由發掘王傑的伯樂李壽全繼續擔任本張專輯製作人,選用的同名主打歌〈忘了你忘了我〉為〈一場遊戲一場夢〉詞曲創作人王文清的另一首作品,其他歌曲則為飛碟音樂班底所作:丁曉雯、陳秀男(你是我胸口永遠的痛)、呂國樑(愛你像愛我自己)。全輯皆由陳志遠操刀編曲,製作人李壽全也貢獻一首作曲〈少年的心〉,王傑本人則有三首創作(5800年的她、黑暗的空間、娃娃在哭了)。 Yousuf Karsh1908年出生於今土耳其馬爾丁市的一個亞美尼亞人的基督教家庭。在1915年奧斯曼帝國對亞美尼亞人種族大屠殺的幾年間,Karsh一家受到迫害,逃亡敘利亞。他的舅舅喬治·納卡什(George Nakash)是一位頗有名的攝影師,他因此來到加拿大,給舅舅的暗室幫忙。
17歲,舅舅送給他第一臺照相機。 20歲那年,舅舅把他介紹給一位攝影師朋友--約翰·加羅(John Garo),Yousuf Karsh開始了拜師學藝的生涯。 1933年,由於勤奮與天賦,他在渥太華開了一間照相館。兩年後,獲得了加拿大官方攝影師認證。 文 / Rae
在前面的專欄文章《當相機成為屠殺工具》中,我向大家講述了個人參觀紅色高棉大屠殺紀念館的經歷,並為大家推薦了《觀光客的凝視》這本書。 今天為大家推薦電影《殘缺影像》,同樣是與紅色高棉有關,它曾在奧斯卡金像獎 最佳外語片提名。整部電影像是一部實驗長片,用舞台攝影的佈景以及動畫的方式,同時結合了大量的歷史影像,講述了一段歷史和個人交織、令人扼腕的故事。 文 / Rae
「視覺文化相當關注影像,利用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理論,來處理特定社會脈絡下之意義製造與流通的複雜方式。——Margaret Dikovitskaya」 「視覺文化」與「影像理論」有著很強的關聯性。視覺文化相關的書籍,在本專欄中我推薦過了《視覺的方法》、《給眼球世代的觀看指南》和《給所有影像世代的視覺文化導論》。今天為大家推薦另一本《視覺文化面面觀》,作者是Margaret Dikovitskaya。 最近二十年中,要找出一個有影響力的街拍大師,你又要思索多久呢?
看回小眾年輕人最熱門的議題,他們會攜帶森山大道的理光(Ricoh),漫無目的地在街頭遊蕩。 「除了森山大道你們還知道哪位?」 他們大概會說,那就Alex Webb(阿歷克斯·韋博)了。 Thomas Hoepker的本職是考古學家,1959年,他開始拍攝當時的東德影像,次年,進入Munchner Illustrierte and Kristall公司擔任攝影師,1972年,他開始擔任德國電視臺的攝影師與紀錄片製作人。從50年代到80年代末,他持續拍攝了20餘年的東德影像。
他拍下鮮紅色的旗幟,整齊劃一的步伐,冰冷的鐵圍牆和舊雕像,Wolf Biermann的神態,孩子們站在屬於蘇聯的街道上,拍下70年代後的新式建築和在公園吃便當曬太陽的金色人群。 Irving Penn在美國是一位殿堂級的肖像攝影大師,他最早接觸攝影是為《Vogue》拍攝時尚影像。
在此之前,在賓夕法尼亞博物館工業藝術學院(Pennsylvania Museum School of Industrial art)學習時,他師從時尚攝影師Alexey Brodovitch,彼時Alexey Brodovitch受到從歐洲浪潮般卷來的包浩斯攝影師和理念的影響,開始把攝影放在與繪畫等同重要的地位上,Irving Penn很好的繼承著這般思想。 文/Rae
接續之前分析的《紳士密令》和《殺人回憶》,我們繼續分析類型電影。今天要帶大家一起觀看的是英國導演蓋.瑞奇最新作品《紳士追殺令》,這部電影從類型來看可以說是一部典型的黑幫喜劇片。 文/ Rae
如果從社會歷史的角度看攝影,我們該如何閱讀一張照片?這些閱讀背後又意味著什麼? 作者認為,照片的功能依賴於它的語境,例如這張照片作為紀實或者藝術照片的假定類型,這是照片的基本方面。 隨著攝影的發展,照片這一語境「成熟」在視覺技術發生根本變化的時期,每一個事物都是潛在的照片,每一個時刻也是。攝影代表了一種客觀性,照片不單單是事物的「鏡像」,更是一份真正的世界目錄。 於此同時,相對於照片帶來的真實的概念,「藝術攝影」堅持這個媒介有某種超越表面事物的能力。攝影史上有許多藝術家和學者為此立論,例如Paul strand認為相機可以表現「視覺的強度」。 榮獲2017年普立茲克建築大獎的RCR Arquitectes,其建築設計特色便在於運用故鄉既有素材,以融入自然環境的形式,設計出簡約、精美的建築。
相對於其他建築事務所扎根於大城市以便獲得更多國際性的機會,RCR Arquitectes反其道而行,選擇回歸自己故鄉奧洛特(Olot)成立事務所。 RCR不僅為故鄉創作許多優秀的設計,更期盼自身建築理念能夠為喜愛建築的後輩們激發更多想法,於2008年開始,RCR Arquitectes便與自身創立的實驗室:RCR Lab·A一同舉辦夏季工作坊。 工作坊分為四大類別:建築與景觀設計、視聽與建築攝影、舞臺空間設計與舞蹈;加入工作坊前,須經過申請及篩選後,由官方公布錄取學員名單,YHLAA團隊中兩位攝影師:李易暹與余梓勤,有幸於2019年中加入視聽與建築攝影類別工作坊,也成為工作坊第一次錄取的台灣學員。 已榮獲建築界最高獎項的RCR Arquitectes,他們平時都處於何種環境下發想創作的呢?RCR工作坊又是如何帶領學員們激發創作力呢?在只有三萬人的城市裡,RCR又是如何在自己的故鄉中設計出與自然平和共處的建築呢?那麼,接下來就藉由YHLAA團隊的自身體驗,帶您一探究竟! |